写到这里，也许有
抗议，认为是无的放矢。因为这样的书究竟多，在书店们只找到很少几本书是写明重译的。其余多数的译本，无论从希腊文拉丁文和其中国很少有会的文字译的，都只写原著者和译者的名字。为什么竟会说中国有许多在转译呢？这原因很复杂。以认识个，确切知个俄文字也能念，但从俄文译的文艺作品却是牛又充栋。诸位只去问问这位专家，就保险可以探得其中的奥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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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这样的又是滔滔者天皆是。现在只再举个例。位海的学者，以译俄国社会科学的书籍了名，对无论谁都说是从俄文原文直接译的。但认识的说，把俄文原本摆在书桌，屉里面却放了译本。这样工作的时候当然是低头的时候多而抬头的时候少，也许本就抬头。倘若有访，却只看到桌摆的俄文原本而震惊于这位学者的语言天才了。
们现在并想拆穿这些学者们的真相，这种也有权利生活的。们只是反对切的重译本，无论写明的也好，写明的也好。把原文摆在桌子把译本放在屉里，们也仍然是反对。科学和哲学的著作得已时当然可以重译，但文艺作品则万万能。也许有说，们在中国普通只能学到英文或文，从英文或文转译，也未始是个办法。是的，这是个办法，承认。但这只是个懒的办法。倘若对个外国的诗戏剧家或小说家真有趣的话，就应该有勇气去学那国的语言。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就应该自己知趣走开，到应该去的地方去。在这里越俎代庖，鱼目混珠。们只有勇气的！
二、著者和译者
著者和译者究竟谁用的量多呢？用思索就可以回答，当然是著者。所以在欧洲有许多译本封面只写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只用很小的字印在反面，费许多量才能发现。在杂志题目的面往往也只看到著者的姓名，译者的姓名写在文章的面，读者念完文章才能看到。们的意思也表示译者和著者敢抗衡而已。
在中国却又然。看到很多的书，封面只印着译者的姓名，两个或三个金字倨傲地站在那里，这几个字的光辉也许太了，著者的姓名只好逃到书里面个角落里去躲避。在杂志的封面或里面的目录有时们只能找到译者的姓名，甚至在本文的面也只印着译者的姓名，著者就只能在本文面个括弧里找到块安立命的地方。从心理看，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译者就害怕读者只注意著者的姓名，但又没有勇气把著者笔抹杀，好在文章既然到了手里，原著者已经没有权利说话，只好任置，也就毫客气地把著者拼命往影里挤了。是心理学家，但能猜想到，心理学家定在们的书里替这些保留块很的地盘的。
还看到几个比较客气点的译者，们居然肯让著者的姓名同们自己的列在块。但也总觉得心有所甘，于是就把自己的姓名用号字排印，著者的姓名用小号字，让读者看就有小偏正之，方法也颇显明。立刻想到德国选时希特勒的作风。现在被谥为希魔的德国独裁者当时正采烈，在各个城市里街小巷的墙都贴了放了的选举票的式样。面写了自己和戈林、戈培尔、赫斯、福利克的名字，面印了两个圈，个很，个很小，像是太阳和地。年纪点的或眼睛近视的无论如何也会看到那小圈。这当然有它的作用，因为赞成希特勒的在圈里画个记号，小圈却是为反对的预备的。结果希特勒果然成功了，百分之九十八的德国都选举了。总怀疑有些本没看到那小圈，既然每个都必须画个记号，们只好拿起笔向圈里抹了。们中国这些客气的译者的心理同希特勒概差多，这真可以说是东西辉映，各有千秋。至于们究竟像像希特勒那样成功呢？这可就有点说了。
面说，有的译者没有勇气把著者笔抹杀。但这里正像别也并缺少有勇气的。有位姓丁名福保的学者“著”了部几十册厚的佛学字典。们看就知这里面有问题，因为这种工作需多年的搜集和研究。们从没听说中国有这样位专家，现在却凭掉了这样部著，由怀疑。书的序里提到本织田得能的佛词典，们拿对，才知原就是这部书的翻译。但丁先生绝对否认是“译”，只承认是“著”，因为添了些新东西去。又有点糊起。译部几百万字的著只增加十个字八个字的新材料就可以把这部书据为己有，恐怕世界每个都译书了。但丁先生的“著”并非毫无可取，里面入许多丁先生的玉照，例如研究生理时代之丁福保，研究医学时代之丁福保，也颇琳琅目。丁先生的尊容也还得去，虽然比畹华博士还差筹。但终于恍然悟。以有的想把自己的玉照登在报纸，但苦于没有机会，只好给兜安氏药写信，当然附玉照，信里说吃了某某药，自己的某某病已经好了，特此致谢。于是隔了久，自己的尊容就可以同名样现在报纸，虽然地方对，也顾了那样许多了。现在丁先生又发明了个方法，使以想名的再也必冒充自己有梅毒或瘾君子写信给药了。真是功德莫。们能佩丁先生的发明能么？
另外还有位更有勇气的，当然也是位学者。译了几篇本著的关于鲜卑和匈的论文，写自己的名字发表了。有查原文去信质问，才声明因时间仓促把作者的名字忘掉了。这当然理由充足，因为倘若在别和自己的名字中间非忘掉个行的话，当然会忘掉别的，谁自己的名字呢？
面只是随举两个例子。像这样的有勇气的，在们中真是俯拾即是，比雨的笋还多。只是在们国耍这，关系还太，因为好多都是彼此彼此，心照宣，但偶尔让外国学者知了，就免替们丢。面说的丁福保的字典，位现在剑桥学任授的德国汉学家就同文原文对照，把结果告诉了，得面耳赤半天说话。在外国这是法律问题。倘若个在自己的博士论文里了家的东西而声明，以发现了，立刻取消博士头衔，希望中国的法律也会制裁这群“英雄”！
个老知识分子的心声
按生的环境，本应该终生成为个贫农。但是造化小偏偏播，把播成了个知识分子。从小知识分子把播成个中年知识分子；又从中年知识分子把播成个老知识分子。现在已经到了望九之年，耳虽太聪，目虽太明，但毕竟还是“难得糊”，仍然能写能读，焚膏继晷，兀兀穷年，仿佛有什么量在背鞭策着自己，罢能。眼有时闪个队的影子，是北授按年龄顺序排成了的。还没有站在最面，面还有将近二十个。这个队缓慢地向迈，目的地是八山。时时地有“捷足先登”，登的是泰山，而就是这八山。暗暗定决心：绝抢先加塞，鱼贯而。什么时候鱼贯到面，就笑挥手，向间说声“拜拜”了。
知识分子这个行当是并松的。在去七八十年中，尝够酸甜苦，经历够了喜怒哀乐。走了阳关，也走了独木小桥。有时候，光风霁月，有时候，霾蔽天。有时候，峰回路转，有时候，柳暗明。金榜也曾题名，风也曾得意，说是假话。但是，转瞬间，就了华盖运，四碰，五如焚。原因何在呢？古说：“生识字忧患始”，这实在是见之言。“识字”，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戴这帽子，“忧患”就开始向奔。是是杜甫的诗：“儒冠多误”？“儒”，当然就是知识分子了，戴儒冠就倒霉。只举这两个小例子，就可以知，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们早就对自己这行腻味了。“诗必穷而工”，连作诗都必须先“穷”。“穷”并定指的是没有钱，主指的也是倒霉。倒霉就作好诗，没有切经历和宏观观察，能说得这样的话吗？司马迁《太史公自序》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秋》；屈原放逐，著《离》；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而论兵法；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司马迁算了笔清楚的账。
世界各国应该都有知识分子。但是，据七八十年的观察与思考，觉得，既然同为知识分子，必有其共同之，有知识，承担延续各自国家的文化的重任，至少这两点必然是共同的。但是同之是多而突。别的国家先谈，先谈谈中国历代的知识分子，中国有五六千年或者更的文化史，也就有五六千年的知识分子。的总印象是：中国知识分子是种很奇怪的群，是造化小加心加意创造的种“稀有”。虽然十年浩劫中，们被批为“心只读圣贤书”的“修正主义”分子。这实际是冤枉的。这样的能说没有，但是，主流正相反。几千年的历史可以证明，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时事，最关心政治，最国。这最点，是由中国历史环境所造成的。在中国历史，没有哪天没有虎视眈眈伺机入侵的外敌。历史许多赫然有名的皇帝，都曾受到外敌的欺侮。老百姓更必说了。存在决定意识，反映到知识分子头脑中，就形成了蒂固的国心。“天亡，匹夫有责”，管这句话的原型是什么样子，反正它漓地表达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声。在别的国家是没有这种况的。
然而，中国知识分子也是极难对付的家伙。们的特别腻、锐、脆弱、隐晦。们学富五车，罗万象。有的或有时自自，自以为“老子天第”；有的或有时却又患了弗洛伊德讲的那种“自卑结”（inferioritycomplex）。们方面吹嘘想“究天之际，通古今之”，气魄贯虹，浩气盈宇宙。有时却又为芝豆的点小事而吁短叹，甚至生，“自绝于民”。关键向题，依看，就是中国特有的“国粹”——面子问题。“面子”这个词，外国文没法翻译，可见是中国独有的。俗话里许多话都与此有关，比如“丢脸”、“真脸”、“赏脸”，如此等等。“脸”者，面子也。中国知识分子是中国国粹“面子”的主卫士。
管极难对付，然而中国历代统治者哪个也得对付。古代个皇帝说：“马得天，能马治之！”真是针见血。创业的皇帝绝会是知识分子，只有像刘邦、朱元璋等这样字识的，顾家命，“厚”而且“黑”的，胆子最的地痞流氓才能成为开国的“英主”。否则，都是磕头的把兄，为什么单单推当头？可是，旦创业成功，坐金銮殿，这时候就用得着知识分子帮们治理国家。用说国家事，连定朝仪这样的小事，刘邦还得助于知识分子叔孙通。朝仪定，朝廷井然有序，共同起义的那群铁们，个个帖帖，跪拜如仪，让刘邦“龙心悦”，真正尝到了当皇帝的滋味。
同面子表面无关实则有关的另个问题，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世问题，也就是隐居或仕的问题。中国知识分子很多都标榜自己无意为官，而实则正相反。个最有典型意义又众所周知的例子就是“名垂宇宙”的诸葛亮。卧隆中，看是在隐居，实则最关心天事，的“信息源”看是非常多的。否则，在当时既无电话电报，甚至连写信都十分困难的况，怎么能对天了如指掌，因而写了有名的《隆中对》呢？经世之心昭然在耳目，然而却偏偏让刘先主三顾茅庐然才山“鞠躬瘁”。这是面子又是什么呢？
还想步谈谈中国知识分子的个非常古怪、很难以理解又似乎很容易理解的特点。中国古代知识分子贫穷落魄的多。有诗为证：“文章憎命达。”文章写得好，命运就亨通；命运亨通的，文章就写好。那些靠文章中状元、当宰相的，毕竟是极少数。而且中国文学史本就没有哪个伟文学家中状元。《儒林外史》是专写知识分子的小说。吴敬梓真把穷苦潦倒的知识分子写活了。没有中举的周和范等的形象，真是入木三分，至今还栩栩如生。中国历史批穷困的知识分子，贫无立锥之地，绝会有面团团的富家翁相。中国诗文和老百姓中有很多形容贫而瘦的穷的话，什么“瘦骨嶙峋”，什么“骨瘦如柴”，又是什么“瘦得包骨头”等等，都与骨头有关。这批无所有，最值钱的仅存的“财产”就是们这瘦骨头。这是们生中最的点“赌注”，易能押的，押输，们也就“涅槃”了。然而们却偏偏喜欢拼命，喜欢拼这瘦老骨头。们称这个为“骨气”。同“面子”样，“骨气”这个词也是无法译成外文的，是中国的国粹。举实际例子的话，那就可以举很多。《三国演义》中的祢衡，就是这样个，结果被曹假手黄祖给砍掉了脑袋瓜。近代有个章太炎，佩勋章，赤足站在新华门外骂袁世凯，袁世凯敢毫毛，只好钦赠美名“章子”，聊以挽回自己的点面子。
中国这些知识分子，脾气往往极。们又仗着“骨气”这个法，敢于直言讳。见顺眼的事，就发为文章，呼天地，哭流涕，呼什么“心古，世非”，又是什么“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例子，俯拾即是。们本给当政的最统治者留点面子，有时候甚至让们了台。须知面子是古代最统治者皇帝们的命子，是们的统治和尊严的最保障。因此，就产生了个胆的“理论”：部中国古代政治史至少其中部分就是最统治者皇帝和小知识分子互相利用又互相斗争，互相对付和应付，又有，又有胡萝卜，间或甚至有剥迟的历史。
在外国知识分子中，只有印度的同中国的有可比。印度共有四种姓，为首的是婆罗门。在印度古代，文化知识就掌在们手里，这个最种姓实际也是们自封的。们是地地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受到普遍的尊敬。然而却有件天的怪事，实在意料。在社会，特别是在印度古典戏剧中，少数婆罗门却受到极端的嘲和污蔑，被安排成剧中的丑角。在印度古典剧中，语言是有阶级的。梵文只允许国王、帝师（当然都是婆罗门）和其级男士们说，女等低级只能说俗语。可是，每个剧中都必可缺少的丑角也竟是婆罗门，们科打诨，洋相，们只准说俗语，许说梵文。在其方面也有很多嘲笑婆罗门的地方。这有点像中国古代嘲笑“腐儒”的法。《儒林外史》中就缺少嘲笑“腐儒”——也就是落魄的知识分子——的地方。鲁迅笔的孔乙己也是这种。为什么中印同现这个现象呢？这实在是个有趣的研究课题。
在面写了对中国历史知识分子的看法。本文的主目的就是写历史，连鉴往知今类的想法都没有。倘若有问：“现在怎样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成历史，在写作范围之，所以答复，如果有愿意去推论，那是们的事，与无。
最还想再郑重强调：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的国主义传统，是世界哪个国家也能望其项背的。管眼似乎有点背离这个传统的倾向，例证就是苦心孤诣千方百计地想国，有的甚至归化为“老外”，永留归。自己对这个向题的看法是：这只能是暂时的现象，久则必。就连留在外国的，甚至归化了的，们依然是“在曹营心在汉”，依然寻，依然自己的祖国。何况去又回的渐渐多了起呢？们对这种千万“另眼相看”，当然也可必“刮目相看”。只们国家的事办好了，况会地改的。至于没有国也想国的知识分子占绝对的多数。如果说们对眼的切都很意，那是真话。但是国主义在们心灵已经生了，什么量也拔掉的。甚至泰山崩于，迅雷震于，们会依然热们这伟的祖国。这点完全可以保证。只举个众所周知的例子，就足够了。如果自己的祖国，巴老为什么以老迈龙钟之，呕心沥血写《随想录》呢？对广的中国老、中、青知识分子说，想借用句曾度流行的，似非懂又似懂得的话：国没商量。
